甘雅丹

PMI反弹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笔者认为恐怕做此判断还为时过早，毕竟这一超预期回升带来了8个疑惑需要解释。

结构性危机通常开始于经济衰退，但它涵盖的周期更长，包含一个或多个经济活动的上升阶段。这种高度投机的金融活动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主要金融机构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借贷，通过增加它们的杠杆率来提高利润率。

如果强大的民众运动真的出现了，可能会导向另一种形式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它包括资本家与劳动者以及其他大众选民之间的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其结果就是1980年到2007年间家庭债务相对于税后收入的成倍增长。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追逐风险的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的资产泡沫造成了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趋势。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通常能带来20-30年的高利润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扩张。扩大政府支出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房地产泡沫在2006-2007年间开始紧缩，导致了美国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急剧下降，并且造成2008年经济的陡然衰退。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工造城的问题已经很严重。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把农村人口排斥出去的，是不让他们参与和融入的。现行土地制度有上述的种种问题，却又顽固存在，也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农村地区遭遇严重的危机。在增长过程中，各个阶层并没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分享增长的成果。那么尽管他们父母已经在城里打工五六年、十几年了，但是，由于收入和居住的环境，小孩必须留在农村老家。

一个企业或个人是否将自己的土地或者劳动投入到这个城市中去，追求的就是边际收益是否比边际成本高（图1）。由此看，当年的这场关于公有制下是否存在能够使经济运转有效的信息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在中国的体制下，农村的土地和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靠的不是持有农地所有权对市场价格的自发而自愿的反应，只能靠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行政手段加以配置。我自己认为，对比中国大陆和东亚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都差不多，主要区别也就是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市场经济要求所有要素能自由流动，要素之间能自由组合。第三，纯农区剩余人口难以消化也是城乡收入差难以收敛的重要原因。

这样，地区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差就会拉大。由此可以看出，这种价格的形成需要亿万个民众和企业的直接参与与博弈。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是生产资料必须被强制性国有化的惟一阶级，其他阶级都可以处置自己的资产。由于户口控制和现行土地制度导致的昂贵房价，农民工在贡献了青春之后，往往只能被迫回到农村老家养老。

当然，南街村这几年发生新的变化，能否存在下去不清楚。城市小孩和农村小孩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上的巨大差距又将拉大他们之间的收入差。

在现行的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下，中央政府也希望各地政府能够吸收农村人口。因为这个成本是需要存在均衡价格的前提下才能知道的。

农村人口为什么越来越相对贫困化？首先，在现行土地制度之下，农村发生了逆淘汰，使城乡收入差不但无法收敛，反而扩大化。但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土地市场，也没有土地的均衡价格。几十年以后，证明哈耶克是对的，兰格是错的。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东亚其他经济实体获得高速增长，社会形态也发生相应的转型。所以，中国有些地方在没有信息的情况下，在并不知道哪一块土地应该开发，而且应该如何开发的情况下，就会几十亿、几百亿地投进去。而在要素供应短缺的地方，要素价格暴涨，要素的收入就剧增。

可是，正是纯农区农民的收入是最低的，是最需要尽快提高的。郑州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老城区也要被边缘化。

如果有户口制度的限制，城市政府就可以限制人口的移入。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就是这样，通过兼并（其实就是通过市场竞争），留下最精干的务农大户。

如果说，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的加入都是自愿的，那么请问，如果是自愿加入，为什么农民就不能自愿退出呢？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留在这个土地集体所有制当中？如果说，当年是不自愿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违反了党的集体化必须基于自愿的原则。这样一来，愿意务农的农户不能够稳定地扩大经营规模，成长为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务农大户，除非依靠政府人为的扶持，因而缺乏普遍性和典型性。

●城镇化是不是内生型，即靠民众和企业的自发参与，靠他们在要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的引导，基于对利益增量的追逐而驱动，还是几个政府官员垄断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先看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现实。这其实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库兹涅茨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转变过程进行的。

开封作为古城已有起码上千年的历史，北宋时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由于改革不彻底，收入分配不断恶化。

它们是反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的，是造成城乡收入差不断拉大的重要制度性原因。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民主化是199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

幸运的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大体走上和东亚模式十分相近的道路，即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加上改革开放和市场导向，结果经济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及时地从计划经济道路上转向市场经济。

这其实是完全违反城市化定义的。常常有人说，现行的户口制度、土地制度必须维持，因为它们能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缩小城乡差距，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实际依据。郊区农民和市民不顾政府的禁令，以城中村、小产权房和群居楼盘等形式，自发地向他们提供廉租房和廉价房，政府又以现行土地制度为理由明令禁止。内生型城市化的前提是，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由利益驱动，通过自愿的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将自己拥有的要素和其他要素组合，以便从自己拥有的要素中得到最高的收益。

这场讨论的意义到今天也不应该轻忘。在目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如果退出，就自动放弃了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他也不可能自动获得城市户口。

我自己曾经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到东北插队过好几年。我们希望的是，农民应该有进退自由的权利。

中央计划经济一个一个崩溃。在发展中国家，科技的首创能力不强，如果针对自己的制度很不完善这一点，主动通过改善制度，使得生产力提高，也能取得增长的内生化，即要素的配置逐渐以市场的价格信号为内在动力，而价格信号又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形成，因而根据这种价格信号配置资源，就可以尽量减少浪费。